这种权衡的生化基础,在于它绕过常规激活路径的直接作用方式。西多福韦在细胞内被宿主激酶转化为其活性二磷酸形式,后者作为病毒DNA聚合酶的竞争性底物类似物,可导致病毒DNA链合成的提前终止。这种不依赖于病毒激酶的“直接”激活机制,是其能克服某些耐药性的关键。但问题在于,其活性形式也能被人类细胞的DNA聚合酶低水平地掺入,尤其对线粒体DNA聚合酶γ有一定亲和力,这直接导致了其剂量限制性的肾小管损伤。因此,它的有效性与毒性源于同一药理学特性,难以分离。
因此,其现代临床画像高度聚焦且情境特定。
围绕它的整个使用流程,本质上是一场毒性的前置防御战。标准方案强制要求在给药前进行充分的水化(静脉输注生理盐水),并同时口服丙磺舒。丙磺舒的作用是竞争性抑制肾小管对西多福韦的主动分泌,从而降低其在肾皮质中的蓄积浓度。即便如此,治疗期间仍需严密监测血清肌酐和尿蛋白。任何肾毒性的迹象都可能要求减量、延长给药间隔或永久停药。这种复杂、耗时且需要严密监护的给药方案,本身就是对其临床使用最严格的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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